张抗抗-老百姓皆傻X？牡丹之下是难以掩盖的污秽

8月6日晚， “融媒天下“微信公号推送了一篇《作家张抗抗关于澄清事实及依法维权的声明》，引发热议。

在声明中，张抗抗澄清网上热传的“同一个英文字母”的文章不是她本人原创，自己只是转发，文章的真正出处是时寒冰发表在自己博客上的作品《悲袁崇焕》。

张抗抗称，网络上这种断章取义、移花接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捏造，严重侵犯了她本人的名誉权，她将依法追究有关侵权人的法律责任。

声明中提到的文章之所以引发争议，在于结尾处连用了20多个“傻逼”，且矛头直指群众，声称“无论在哪个时代，群众都是最傻逼的那群人”。

这样极端的言论一出，被作为“群众”的网友攻击也是意料之中。

但是张抗抗没有因这份声明得以撇清自己，反对者们并不买账，毕竟援引意味着认同，是转发还是原创并没有太大区别。

况且对很多人来说，骂脏话的是不是张抗抗本人并不重要，甚至骂脏话这一不文明行为本身也不是攻击的真正目标。

一切争议的重点在于对张抗抗立场的质疑——作为一个“作家协会主席”，在这个时下自带争议性的身份之下，你的立场是什么？

这种追问，从张抗抗在疫情期间公开发表短文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。

张抗抗以美国著名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为例，呼吁大众应对异见者应保持宽容、“不要把伟大的批评者当作国家的敌人。”

当时正是方方饱受攻击之际，此文一经发出，为其声援之意不言而喻。

上述为方方帮腔的倾向是张抗抗遭受非议的直接原因，但更深层次的背景或许要追溯到“公知”在今天的尴尬处境。

张抗抗在文章中提到，保持怀疑和批判的姿态，是知识分子的天职，因为知识分子享有“知识”的特权，并有专业能力对事物进行深刻剖析。

历史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，主要有两种说法。

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，一批从西欧留学回去的留学生，不满意沙皇俄国的状况，引入一些新思想，形成了批判沙俄政治、社会体制的文化人群体，这些文化人被称为“知识分子”。

另一种说法是1898年初，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给总统写了一封题为《我控诉》的公开信，为受迫害的犹太军官德雷弗斯上尉申冤。这封信发表时被称为“知识分子宣言”，一大批主张为德雷弗斯平反、经常指陈时弊的文化人遂被称为“知识分子”。

埃米尔·左拉（1840年－1902年）

无论是哪种说法，都标识了“知识分子”和艺术家以及专家学者不同，他们身上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意识，始终承担着审视社会的责任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张抗抗所言不虚。

古往今来，作为监督者和批判者，公共知识分子始终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。

就像白岩松说，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。唐朝、宋朝、清朝都曾是盛世，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，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。

无论是乱世还是盛世，但凡有知识分子的地方，就有沉重的思索和怀疑。“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”。

作为社会的“报丧者”，公共知识分子虽称不上讨喜，但也一直都保持着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，受到普遍的尊重。

但是近几年，公共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却急速下跌，“公知”二字一出，往往伴随着成嘲讽和侮辱。

导致这个局面的纵然有后现代社会反智主义的影响，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时代因素。

但这一连串的“傻逼”出口，似乎也表明了面对今天的处境，知识分子自己难逃其咎。

美国学者约翰逊在《知识分子》在中认为，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通常宣称他们热爱人类，或许真的是如此，但是他们爱的是抽象的人，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。

他们可以为人类设想出种种美妙的图景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在同家人或朋友相处时，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。

在当下，的确很多受过良好教育、享有“知识”特权的精英们因为和大众之间所谓的智性差距，拒绝了和其对话的可能。

“群众皆傻逼”的言论，展现出的倨傲和偏见，已然和知识分子最初关怀社会、关怀个体的立场背道而驰。

于是一边是“臭公知”，一边是“小粉红”，群众和知识分子通过污名化的方式划分阵营、消除异己。

其群体内部的差异性，个体本身的复杂性，都在标签的滥用下遭到了遮蔽和忽视。“屁股歪”或“爱国蛆”的帽子一扣，两方之间就彻底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必要和可能。

王小波先生曾说过：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。所谓不理智的年代，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，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，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；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，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”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爱国主义者监督他人是否爱国、还是自由主义者监督他人是否自由，把握不好尺度都会滋生剥夺个人精神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危险。

鲁迅先生说过，“灭人之自我，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，泯于大群”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“全体以沦于凡庸”。

一个文明的社会绝对不是只允许有一种声音的社会，但也不应该是只有对骂，却没有对话的社会。

诚然，的确有以忧国忧民为口号但却唯恐天下不乱者，也有以爱国为名秉持狭隘民族主义者，但是他们都不能代表知识分子和大众这两个庞大的概念。

在极端之外是更多的普通人——对社会有关怀，也有不满，有欣慰，也有期待。

在众声喧哗的时代，让所有人保持独立思考或许是一种奢望，但保持尊重和礼节对每个人来说是起码的事情，也是不同群体之间达成有效沟通的前提。

观点的碰撞在所难免，彼此理解也并非易事。

但你不是傻逼，我也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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