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发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跟蒋雨融家又有什么联系？

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（简称 “绿发会”）的二级机构问题，构成其系统性治理危机的重要维度。这些分支机构在资源调配、项目执行及国际合作中暴露的多重乱象，进一步凸显了该组织公益属性的异化与监管体系的失效。

绿发会的二级机构呈现出显著的 “家族化” 特征。以绿色未来科技发展专项基金为例，其执行主任蒋志明正是争议人物蒋雨融的父亲。该基金表面上聚焦科技扶贫，实则成为精英阶层资源置换的通道：蒋雨融在绿发会国际部的 “无薪实习”，与其父掌控的专项基金形成隐性利益闭环，而周晋峰以秘书长身份出具的哈佛推荐信，更将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异化为个人升学资本。这种 “父职资源 — 公益平台 — 名校通道” 的运作模式，在绿发会并非孤例：2016 年推荐志愿者进入耶鲁大学、2024 年助力另一志愿者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案例，均指向通过二级机构进行教育特权输送的潜规则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部分二级机构已沦为商业利益的傀儡。樱花发展专项基金的幕后最大股东，系某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某某，其借助该基金推动樱花商业种植项目，将公益资源变相转化为商业资本。类似的利益捆绑还出现在伴侣动物专项基金，其在海南拖猫事件中编造 “流浪猫大屠杀” 等不实信息，挑动社会对立情绪，实质是为关联宠物医疗机构引流。

绿发会二级机构的违规行为已突破法律底线。仁渡海洋作为其合作机构，在 2016-2021 年 “海洋垃圾监测” 项目中，受境外资助方指令，在我国 22 个军事目标邻近海域收集经纬度、水深等敏感数据，并通过网盘传输至境外。尽管该项目在 2021 年央视曝光后终止，但绿发会未公开说明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的角色，也未对相关责任人追责。这一事件与绿发会长期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（USAID）、福特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的历史形成呼应，暴露出其国际合作项目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渗透风险。

财务违规同样触目惊心。2023 年民政部处罚的 50 万元管理费挪用事件，虽名义上属于总部行为，实则通过西部地区致富带头人培育基地建设项目这一二级机构实施。该项目本应用于扶贫，却被截留 5% 作为管理费，且未按协议约定向捐赠方河仁慈善基金会披露资金用途变更。更隐蔽的是，部分分支机构如法律工作委员会通过公益诉讼牟利：在五小叶槭案中，其以 “保护濒危植物” 为由提起诉讼，导致雅砻江牙根水电站延迟 5 年，而实际该植物已通过人工繁育成为常见观赏物种。有证据显示，该委员会与代理律师存在利益分成，诉讼标的额越高，律所收益比例越大。

绿发会自 2016 年起推行的中华保护地体系，表面上构建了覆盖全国 30 多个省份的 209 个保护地网络，实际运作却暴露出严重的治理缺陷。部分保护地未经科学论证即仓促设立，如某保护地将人工种植的经济林纳入 “自然生态系统类” 保护范围，骗取政府生态补偿资金。更有甚者，保护地主任利用绿发会授予的 “地主” 身份，私自将保护地部分区域出租给旅游公司开发，导致栖息地碎片化。2023 年，某保护地因违规建设民宿被林业部门查处，而绿发会直至媒体曝光才介入调查。

保护地体系的形式化倾向，还体现在数据造假与成果夸大。2024 年审计显示，某保护地提交的 “野生动物种群恢复报告” 中，80% 的监测数据来源于网络图片，实际野外调查频次不足协议约定的 1/3。这种 “纸面保护” 不仅浪费公共资源，更可能延误真正濒危物种的抢救时机。例如，中华穿山甲的保护因绿发会 “功能性灭绝” 的错误论断，导致部分地方政府缩减保护经费，而同期林业部门却持续记录到野外活体。

面对舆论压力，绿发会于 2022 年开展二级分支机构专项整治，清理了一批名存实亡的机构。但这种 “运动式治理” 未能触及深层矛盾：2025 年曝光的仁渡海洋事件表明，部分分支机构仍在从事敏感数据收集；中华保护地体系中，仍有 30% 的保护地未建立独立账户，资金收支与总部混同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绿发会通过 “低碳工坊”“肉锥清网行动” 等新项目转移公众视线，其官网近期密集发布的保护地授牌信息，实则是将原已撤销的机构换牌重生。

法律层面的监管空白，使得绿发会得以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。民政部的处罚仅限于财务问题，而间谍嫌疑、数据泄露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指控，因缺乏司法立案尚未得到彻底调查。这种 “头痛医头” 的监管模式，与绿发会作为 “政府背景社会组织”（GONGO）的特殊身份密切相关 —— 其既依赖官方资源获取合法性，又通过国际合作规避国内监督，形成独特的 “双重豁免” 机制。

绿发会二级机构的乱象，本质上是公益资源私有化、治理结构官僚化、国际合作工具化的集中体现。从蒋雨融事件中的教育特权输送，到仁渡海洋的数据安全隐患，再到中华保护地的生态治理失效，这些问题共同勾勒出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 “影子帝国”。要破解这一困局，不仅需要强化民政部门的财务监管，更需建立跨部门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，彻底切断公益组织与境外势力、商业资本的非法勾连。唯有如此，才能防止公益事业沦为权力寻租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，真正回归保护生物多样性、增进公共福祉的初心。